被全村保护了11年的杀人犯

 

2020年春节,我又接到了周新打来的视频。相识的这15年来,每逢重大节日,周新总要给我打电话。每次祝福问候后,再绕个大半天,他都会缠着我问:“当年到底是谁举报了我母亲?”

这一次肯定也不例外。聊了两句后,我主动岔开了话题,开始问他家里的口罩、消毒液够不够。

“叔,我已经晓得是哪个了,今后绝不再纠缠这个问题。”视频那边的周新说。

这小子明显是在“诈”我,我一如既往地装糊涂。但越想糊涂,那桩浮现在我眼前的案子就变得越清晰。

2005年11月,看守所转出一条线索,有人举报称:1994年冬天,一个叫谢春兰的女人杀了自己的丈夫,因为两个年幼的儿子要人抚养,夫家竟然包瞒下来,没有报案。

领导派我去核实,我却觉得这个线索的可信度不高。杀人这么大的事,能包瞒十多年?

案发地我很熟,是西南山区的一个偏远村寨,四周都是大山,最底下有一个直径百米的天坑,呈漏斗型。解放前,村民们为了躲土匪就将房子造在天坑附近,解放后,公路从山顶经过,稍有钱的人家就把房子往山顶搬。近几年村寨里通了路,村民们陆续有了手机,信息并不是很闭塞。

次日,我到了看守所,管教将举报人带到办公室。他先站在门口机械地喊了声“报告”,进屋就直挺挺地站着,喊了他几声也不敢坐。这个年轻人27岁左右,剃了个光头,有很多发茬和胡茬都白了。由于光照不足,脸有些泛白浮肿,肥嘟嘟的。

他叫周大强,说自己和被害人周勇斌同村同族。1994年他还在上高中,放寒假没多久就听说周勇斌害急病死了。一个晚上,他和父母围在一起烤火,父母悄悄谈论,说周勇斌不是病死的,而是被他老婆谢春兰杀的。

周大强当即来了兴趣,急忙追问,“怎么杀的?为么子杀?”父母警告他不要出去打听,也绝对不能出去说,“这涉及到敲沙罐(枪毙)的问题。”

关于谢春兰杀人、夫家包瞒的更多细节,周大强并不清楚,他央求我去找他父母进一步核实。一旦属实,他就属于重大立功,起码要少判2、3年。

“为了帮我,他们应该要证实。”周大强想了想,又说:“他们多半不愿意说,我得给他们写封信,到时候警官你也帮我说说好话。”

被抓前,周大强算得上是家人的骄傲。他1998年大学毕业,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又入了党,就因为在一个扶贫项目上贪污受贿,毁了前程。我将纸笔递给他,信很快就写好了,内容不涉及案情,只请求父母证实这件事。我又打开了手机录像,让周大强跟父母说几句话。

询问结束,我嘱咐周大强再仔细回忆回忆,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情节就及时报告管教,过几天我就去核实。周大强突然“咚”地一声跪在我面前哭了起来,说事情绝对是真的,求我马上去核查、早点回复,又说自己晓得好歹,出去以后就报答我。

我和管教抓住周大强的肩膀往上提,指责他不该下跪,周大强哭着说自己这次肯定要判重刑,家里孩子才半岁,只求判轻点,能保住自己的家。

由于这个举报是个孤证,领导让我先秘密接触周大强的父母,如果他们能证实,我们就考虑动手。第二天上午,我带着一个同事,请了乡政府综治办的一名干部陪同,以“区扶贫干部”的名义去了周大强的家。

周大强的父母都70多岁了,见到我们非常热情,又是烧水泡茶,又是安排午饭。趁周大强的母亲去厨房煮饭,我先向周大强的父亲亮明了身份。老人家一听我是刑警,当即惊慌起来,“未必(难道)是那砍脑壳的在你们那儿犯了什么事?”

我慢慢说明来意,话还没说完,周大强的父亲就举起双手在自己面前快速摆动,一口气说了四、五个“不晓得”。

他反应还挺大,我先漫不经心地递上一支烟,他迟疑着,还是伸手接了过去。他先把烟含在嘴里,后又夹在耳朵上。我掏出打火机,他急忙双手捧烟,倾身接火,鼻孔里传出急促的呼吸声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有些颤抖,紧紧捏住香烟,深深地吸一口进去,又长长地吐出来。

同事和综治干部也进厨房询问情况,周大强的母亲火急火燎地说:“我们两家隔几面山,平时没有往来,哪个晓得啷个死的?你们问别个。”

我把周大强的母亲喊出来,她满脸不高兴,瞪着周大强的父亲,“这些事,外人啷个晓得?你们去问她本人嘛。”明显是在警告丈夫不要乱说话。

我让老两口坐下,送上了周大强的信。周大强的父亲一边默读,一边沉思。周大强的母亲不识字,急忙问儿子写了什么?周大强的父亲只是唉声叹气,无奈地摇头。我借机开导他们,说如果举报属实,周大强就是重大立功,会判得轻些。

“我们一直教育他莫贪莫占,砍脑壳的就是不听,扶贫款啷个动得?敲沙罐都不为过,就该判重点。”周大强的母亲气呼呼地说。可当我打开周大强的录像,第一遍还没有放完,周大强的母亲就开始掉泪了。看完一遍,他们又让我重放,反复看了6、7遍才罢休。

“死老头,未必你自己去做一件案子让砍脑壳的立功吗?人要讲良心,莫说我们不晓得,就是晓得,人家孤儿寡母的,良心怎么过得去?莫作孽……”周大强的母亲恶狠狠地呵斥丈夫,然后又央求我们,“我们真的不晓得,你们去问别个嘛。”

他们有很多顾虑。我只好从各个方面慢慢地开导,又过了2个多小时,周大强的父亲终于松了口:“老婆子,这一坡的人哪个不晓得这个事?到时候谢春兰自己要交代,她叔叔和公爹要交代,其他人也要证明。不冤枉她就是,谁叫我们养了个报应儿。”

周大强的母亲依旧阻拦,看到这种情况,我赶紧让综治干部把她带到旁边去。这边周大强的父亲还没开口,隔壁屋就传出综治干部的呵斥声,还有反复开关门的声音——周大强的母亲想冲出来。

周大强的父亲说,当年周勇斌死后,他去帮忙抬棺,在“清棺”(亲人整理死者仪容,看最后一眼)时,他看到周勇斌的颈子上有一道乌黑的印子,像是上吊死的,可周家人都说是害了急病。后来,他听到传言,说周勇斌是被老婆谢春兰杀死的。据说,谢春兰杀人后,先跑到了周勇斌的幺叔家。幺叔是个老师,在村小教书20多年,在村里、特别是在周家很有话语权,最后就是幺叔周老师出面调停,周家才同意把这件事包瞒下来……

周大强的父亲顾虑很多,他只想做口头证实,不愿做笔录,后来笔录做好,又一直不肯签字。我不断做工作,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。

2005年11月20日上午,专案组赶到村寨,一组传唤谢春兰;一组传唤当年主持调解的周老师;一组开棺验尸;最后一组机动待命。

赶到学校时,这位周老师正在给六年级的学生补课。我们亮明了身份,请他到乡政府协助调查。从学校到警车停放处有2公里多的山路要走,一路上,周老师不停地给我们敬烟,“有什么事直接安排我就是。”

“他死了十多年后我们找上门,不只是找你,找谢春兰,还要开棺验尸,这意味着什么不用说明吧,希望你实事求是,讲清楚了回去上课。”我说。

“周勇斌94年冬腊月害急病死的,至于你们为什么开棺、为什么找我,我确实不清楚。”

“当时没来得及请医生,说不清楚是么子病。”

“按照风俗,请人择了日期和葬地,做了两天道场后埋了,寨子上家家户户都去吊孝送礼的。”虽然周老师涉嫌包庇,但已经过了追诉时效。按照侦查方案,如果他如实供述,做完笔录我们就可以让他走,如果拒不供述,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给他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同事向周老师出示了传唤证,明说这次不是请他作证,而是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传唤,当即给他戴上了手铐。周老师并不慌乱,反而非常冷静地在传唤证上签字、按手印。

警车到了乡政府,我们直接将他带到治安室,这里已经按照审讯室的基本要求作了布置,周老师主动坐到审讯椅上,我们不提问,他就不说话,审讯一度陷入了僵局。

傍晚时分,支队长按照预定方案出场。

“哎呀,领导,我只是一个乡旮旯即将退休的老头,区上领导亲自审我,太给我面子了,我应该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才对,但我确实不晓得你们找我了解周勇斌么子事。”周老师看起来一脸的冤枉。

支队长先将《刑法》摊在周老师面前,让他阅读窝藏、包庇罪那一页,可周老师不吃这一套。

我又拿出了一张空白的刑拘证,说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将他送进看守所,如此一来,他热爱的讲台、令人羡慕的工作可就悬了。

“你们要刑拘,我没有办法,要开除公职,我也认命。周勇斌是害急病死的,我没窝藏包庇任何人!”周老师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。

此时,审讯谢春兰的那组同事发来信息,支队长飞快地回信息,大约20分钟后,支队长的电话响了,他起身到室外,故意把门虚掩着,我们都能听到——“谢春兰撂了”。

十几分钟后,支队长回来,满脸怒色地骂我们没有警惕性,不知道把门关上。我和同事顿时会意,急忙检讨,支队长又趁机赞美谢春兰,说她这些年含辛茹苦抚养孩子、建设家庭,认罪态度又好,最后跟周老师说,谢春兰和她的公爹都已经到案,就是周老师一个字不讲,我们也可以认定他。

周老师不停地抽烟,抽完了自己的那包又找我们要,治安室很快就变成了一间可以熏腊肉的房子。直到半夜,周老师丢掉最后一个烟屁股,开了口:“领导,我……”

同事以为周老师要交代了,马上摊开笔录纸。

“冤枉啊,周勇斌是害急病死的,我没有窝藏包庇!”周老师还是一口咬定。我们只好办理了刑拘手续,把他关进了看守所。

没过几天,我们便安排谢春兰和周老师见了一面。一见到周老师,谢春兰就哭着说“对不起幺叔”,“连累了幺叔,下辈子变牛变马还幺叔的情。”周老师脸上的肌肉抽搐得厉害,牙碰得“嘎嘎”响,最后无奈地摇摇头。

那天,谢春兰匆匆跑进了幺叔家。周老师听她说完,让她赶紧先将孩子抱到自己家里,并嘱咐她不要对外声张,“今后也要说是害急病死的。”

周老师连夜出发,去找周勇斌的父亲商量,当时周父住在原供销社的一个木房里,供销社破产后拍卖房子,内部职工优先,周父见这房子处于步行要道口,过路人多,就买下来开了一家小店。周家父子一直矛盾深重,好些年没有来往了。当村寨里的人纷纷把房子往山上搬的时候,周勇斌没钱,一家人就一直靠着天坑住着,远离村寨里的其他人。

周父有三个孩子,大的两个是女儿,只有周勇斌这一个男孩。周勇斌从小就不爱读书,脾气暴烈,初中就耍朋友、偷酒喝,常找父亲要钱,不给就打。一次,周勇斌父亲进城住院让儿子代几天班,没想到周勇斌却吞了供销社2千多元的营业款,害得父亲赔了2年。

周父50多岁时,老婆就不在了,60岁再婚的那天,周勇斌赶到婚礼现场,说父亲结婚没和他商量,必须给他3000元作为补偿。周父不给,周勇斌立刻掀翻了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,周父气坏了,当即提出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。

周老师供述称,那天凌晨,他赶到了哥哥家,说周勇斌得急病死了。

“死了就死了,少一个祸害。”当时,周父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毕竟父子一场,还是回去看看吧。”周老师小心翼翼地探口风,周父当即回绝,只担心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子。

虽然早早对儿子失去了信心,但周父对儿媳妇一直相当满意。当年他曾想用婚姻拴住儿子,先后托人说了十多个女孩,最终把谢春兰娶进了门。谁知,周勇斌婚后不仅没有变好,反而更加好吃懒做,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也是天天喝醉酒,经常打骂谢春兰。

大闹父亲的婚礼之后,周勇斌再没跨过父亲家的门槛,倒是谢春兰经常悄悄地来看望公婆,每次都要带点鸡蛋、蔬菜,还时不时把孙子带去让他们开心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周老师迫不得已说出了实情。这次如果不报警,能否咽下这口气?如果报警,两个孙子谁来管?周父沉思了一会儿,说两个孙子还小,大的才2岁多,小的还不满1岁,他不能报警,还要劝说媳妇留下来抚养孩子。周老师也是这个意思,弟兄俩意见一致,就立即往回赶。

谢春兰早就吓得六神无主了,她向幺叔和公爹保证自己不改嫁,会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。的确,周勇斌死后,谢春兰确实一直守寡,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,村寨里没有半点关于她的闲言碎语,都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。

“我虽然包庇了谢春兰,触犯了刑法,坐了牢,但我不后悔,怎么判我都不上诉。她不是作恶多端的人,被周勇斌打骂多年,情急之下杀人实属迫不得已。这十几年她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,请你们从轻发落。”供述结束,周老师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

“你当时在乡政府交代了,直接就可以回去的,白白坐几天牢。”记笔录的同事叹道。

“我知道我在那件事情中的角色,也清楚我的交代对她(谢春兰)定罪量刑的重要性。但是两个娃儿大的才13岁,小的才11岁,正是需要父母的时候,一旦谢春兰坐牢,这个家就散了,两个娃就完了,我宁愿自己坐牢,也不愿那个家散。”

周勇斌的尸骨上,早已找不到任何被勒死的证据。因此,当年给周勇斌“抹汗”(方言,给死者洗澡穿衣)的人的证词变得极为重要。

谢春兰交代,当时周老师让她提礼物去请王大爷。王大爷是个孤老汉,靠给逝者“抹汗”为生。虽然村寨里还有其他人干这个,但王大爷的嘴巴最紧。

领导让我去询问王大爷。出发前,我专门找村干部了解了一些情况,于是买了一壶菜油、10斤猪肉,又请老烟锅选了5斤草烟。

王大爷的家是两间歪歪扭扭、龇牙咧嘴的老木屋,走路过去约20分钟。我见到他的时候,他正蜷缩在灶门前吸草烟,不时发出空洞的咳嗽声。他身穿一件破棉衣,上面有很多补了疤的洞。

我坐在王大爷身旁,说明身份,请他回忆一下给周勇斌“抹汗”时的情景。

“周勇斌啊?是不是我去的?好像不是,嗯,记不起了,记不起了。”王大爷喃喃自语,脸上堆满了疑惑的皱纹。

我从带去的草烟中抽了一匹,卷了2支,一支塞进他的烟斗,一支自己抽。我说自己抽草烟的时候不多,识不得好坏,不知质量如何。王大爷抽了几口说不错,“肯接火,不辣不燥,是好烟,起码几十块钱一斤。”

半截草烟下肚,我开始有些发昏,趁着“烟兴”说:“大爷,谢春兰、周老师都说是你去‘抹汗’的,不然我们怎么来打扰你老人家。”

王大爷不好意思的笑容一闪而过,说事隔多年,自己80多岁,记性不好。谁来请他的,他记不起了。只知道都是按老规矩办的,“脱光衣服,剃成光头,用艾草水洗澡,再换上寿衣,抬进棺材。”王大爷一语带过。

“你剃头时在周勇斌身体上肯定看到一些异常情况吧?”我盯着王大爷的脸。

“他也不是怪物,哪有么子异常情况,和普通人一样的。”王大爷嘴上推得一干二净,脸上却露出慌乱的表情,然后就不愿意往下讲了。

当时已过中午,我们都饿了,王大爷说只要我们不嫌弃,他马上动手煮饭。我急忙按住他,让他继续抽烟烤火,我和同事煮饭,煮我们提去的肉。王大爷不同意,说那肉不能动,要我们原封不动地提回去。

“提回去和现在煮来吃是一回事。”我说。

煮饭期间,我和王大爷天南海北地吹牛,从当地的五谷六畜,说到王大爷的祖籍、亲戚朋友、承包地、自留山、养老钱。后来我实在没话题了,王大爷就主动找话题,说他听说过的案子。不知不觉,距离也拉近了。

不久,饭熟了,我按当地冬季吃饭习惯,用炭炉煮菜。看着一锅泡萝卜、小海椒、大蒜苗炒的回锅肉,王大爷尝了一块,说这是正宗的刨汤(方言:杀年猪后请人吃饭)味道,他好多年没在家吃过刨汤了,“这次还和国家工作同志一起吃,安逸。”我不停地给王大爷夹肉,饭后还把碗筷收拾干净,又将王大爷堵在灶门前烤火,继续软磨硬泡。

“不就是得了急病死了,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关心?”喝了三瓦罐茶水后,王大爷主动发话。

“这么多警察在村里转,挨家挨户问,周勇斌的死肯定有问题。”我堵死王大爷的退路,“好多帮忙的人都说看见你‘抹汗’的,情况你肯定记得清楚。”

“我昨天就听说谢春兰和周老师被抓了,晓得你们要来找我。说了来,对不住谢春兰,她是苦命人、好人。不说来,对不住你们,对不住政府。我的生活是政府在管,死了还要他们埋,难啊。”王大爷欲言又止。

“你实事求是证实当时的情况,这是在帮谢春兰。”我特别在“帮谢春兰”这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。王大爷迟疑了好一阵,开口就说起谢春兰的好。讲了好一通,才回到“正轨”上。

王大爷说,当时谢春兰上门就说周勇斌得急病死了,要请他去“抹汗”。等到了地方,他揭开周勇斌脸上的火纸,看见周勇斌的眼睛睁得很大,嘴巴张得很大,舌头伸得很长,颈子上还有一圈乌黑的印子。

王大爷当即惊呼起来,说这不是得的急病,是吊颈。

“对,吊颈的。”谢春兰和周老师急忙说。

王大爷转动周勇斌的脑袋,查看颈子上乌黑的印子,发觉不对劲——吊颈的绳印应该是从喉咙斜向耳根子一直到后颈窝,后面不封口。而周勇斌颈子上的印子缠了一圈。

谢春兰急忙跪下,请王大爷看在她们孤儿寡母面上,莫对外说,帮她一把。王大爷急忙扶起谢春兰,心中就明白了八、九分。

谢春兰说,头天晚上,周勇斌在厨房一边喝酒一边骂她,她顶撞了几句,周勇斌扭住她的头发就打。谢春兰还了手,不久两个人就倒在地上,撕打中她突然摸到一条绳子,顺势缠在周勇斌颈子上,使劲朝自己这边拉,双脚还把周勇斌往外蹬。

不知过了多久,谢春兰累得抓不稳绳子了,松开手瘫在地上。等她坐起来时,看见周勇斌躺在地上,眼睛鼓起,舌头伸出嘴巴,已经断了气。

那天,周老师也在旁边说,谢春兰已经答应不改嫁,会留在周家抚养两个孩子。请王大爷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,给周勇斌“抹汗”,让他尽早入土为安。

笔录做完,我们让王大爷签字,他提了一个条件,要我们必须把礼物提回去,否则他不签字。我爽快地答应了,心想:“等你签字后我直接走人,你不就是说个客套话吗?”

见我们没带走礼物,王大爷堵住了门口,他生气地说,自己虽然穷,但这份礼物绝对不能收,否则对不起谢春兰,他良心过不去。我们纠缠了好一阵,王大爷只把中午吃剩的回锅肉留下了。

谢春兰被抓时,她的大儿子周新正在读初中。抓人的那天是周日,周新没去学校,看到妈妈被戴上手铐,他立即冲过来阻拦。

后来警方开棺验尸,他又扑在父亲的坟墓上,尽最大的努力伸开双手,把父亲的坟墓抱在怀中,反复地说父亲是害急病死的,不准挖坟。被警察强行带离的时候,周新一直吼:“哪个举报我妈妈的,老子不杀他全家誓不为人!”

谢春兰被关进看守所后,我又去见了周新,他正在家里切猪草。我说自己是主办他妈妈案件的警察,他一听就哭了,哭了很久,最后又要求和弟弟一起去见妈妈。

我说暂时还不能会面,但以后一定会安排,让他把弟弟照看好,听外婆的话。

“叔,事情都过了十多年,你们怎么晓得的?”周新突然问我。

“我们工作发现的。”我搪塞周新。

“肯定有人举报,不然你们怎么晓得?”周新说。

“哪有人举报,莫乱想。”我继续搪塞。

“哪个狗日的举报的,老子要杀他全家。”周新突然提着刀站起来,我急忙抓起椅子准备自卫,他却将刀狠狠砍在砧板上,砧板顿时破成了两块。周新外婆扑过去缴了刀,掉着眼泪指责周新不懂礼貌,周新抱着外婆嚎啕大哭。

等周新的情绪稳定后,我向他了解谢春兰这些年的情况,他一口气讲了母亲很多好话。笔录做完,周新可怜巴巴地求我告诉他,到底谁是举报人。

可能是周新扬言要杀人的举动对我冲击太大,我不仅对线索来源高度保密,还特别给办案的检察官、法官、辩护人打过招呼,谁都不能说。

不久之后,村寨里百多位村民联名上书为谢春兰说好话。最终法院也采纳了,判处谢春兰有期徒刑3年,缓刑5年。

时间一晃而过,十几年过去了。当年瘦得像根晾衣竿的周新,现在已经1米75高,胖嘟嘟的。他在外打工多年,大多是在江浙广,在深圳呆的时间最长,离老家的那个漏斗型的村寨越来越远了。

那天,我还陷在过往的回忆中,视频那边的周新打断了我:“叔,这些年你一直不告诉我,是怕我去杀人吧。不瞒你说,妈妈被抓后,我一直想杀那个人,甚至杀他们全家,最近几年我不想杀人了,但我想确认是谁,现在他给我说明了,我反而没有这个想法了。”

看我还是不相信,周新将手机镜头移开,视频中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,只是非常憔悴。我问他是谁,他说自己是周大强,我突然想起那个跪在我面前,哭着求我抓紧核查的贪污犯。

周大强说,他当时为了能少判几天,保住自己的家庭,检举了谢春兰。法院少判了他1年半,可是出狱以后,村里有很多人都鄙视他。刚开始他还以为这些农民是鄙视他贪污了扶贫款,后来才知道,很多人都猜出是他举报了谢春兰。

他不敢承认,赌咒发誓不是自己举报的,一直夹着尾巴生活。直到3个月前,他查出了肝癌晚期,回忆起了往事,越想越觉得良心不安。于是,他主动向谢春兰一家坦白、赔礼道歉,想请求他们原谅,自己好安心上路。

周大强刚说完,视频中又出现了谢春兰,她的还是那样的单薄瘦弱。还记得办案的时候,我从没看她笑,总哭,这天的谢春兰竟然露出了笑脸:“王警官,感谢你当年办案考虑得周全,我一直记得这个情,经常让孩子问候你。我早就想通了,那是我欠的账,早迟要还,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要还,我不还儿子儿孙要还。不怪他,真的不怪他。”

周新也凑过来,攀着周大强的肩膀,对我说:“叔,我们真的不在意了。”

我打着哈哈,一如既往装糊涂,心中却五味杂陈,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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